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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也正是这个时候，勋贵官吏们的走私，蒸蒸日上。
广东总兵柳景，将麾下军需储备的硫磺、硝石，打包卖去了越南。
南直隶魏国公府伙同浙江海道御史，挪用“余价官盐”，巴巴跑去跟弗朗机人兑换香料。
这种中枢想干都说亏本，朝臣私下又趋之若鹜的情况，一直到武宗皇帝当国之时。
正德三年，海贸事有了转机，一场声势浩大而绵延日久的“禁通之争”，自然而然地开始了。
先是市舶司太监熊宣，一改“市舶司守株而待，无所事事者也”的模样，主动在不是朝贡的时间点，迎接藩船，并且奏请将藩船抽税后上岸。
礼部当头一棒，呵斥其“妄揽事权，令回南京管事。”
但所谓前赴后继，继任的太监毕真，再度上奏揽权，“旧例泛海诸船，俱市舶司专理，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，乞如旧便。”
当然，这种出于内廷揽财的动机，立刻被科道回以“不许往来，私通贸易，番舶非当贡年，驱逐远去。”
火一旦烧起来，就止不住了。
